宁负己不负人民！张伯礼院士入选国家荣誉称号建议人选

近日，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发布关于“共和国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建议人选的公示，党中央决定开展“共和国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评选颁授，一共1名“共和国勋章”建议人选、3名国家荣誉称号建议人选。

其中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院士作为中医药抗议代表入选国家荣誉称号建议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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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荣誉称号建议人选

张伯礼

张伯礼，天津中医药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第十一、十二、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他长期致力于中医药现代化研究，奠定中医素质教育和国际教育的标准化工作基础，推动中医药事业传承创新发展。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他主持研究制定中西医结合救治方案，指导中医药全过程介入新冠肺炎救治，取得显著成效，为疫情防控作出重大贡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和“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先进工作者”等称号。

1、张伯礼：“这是给中医药的荣誉”

从武汉一线抗疫走过来的张伯礼院士，默默地贡献着中医人的力量，从2020年初到现在，他一路走来，以他的正直、乐观、甘于奉献，体现了真正的中医人特有的优秀品质。作为新冠疫情中勇于担当、不畏挑战的国之脊梁，张院士的入选既是众望所归，亦是实至名归！

对于中医界来说，张伯礼院士能够入选是对抗疫中中医药所做贡献的最高肯定，是疫情过后不要再遗忘中医的又一次承诺，是国家更加重视中医药传承发展的预见！对此，张伯礼院士作出回应：“这是给中医药的荣誉，不是给我个人的。”

2、白衣执甲，挂帅中医药抗疫战役

1月27日，大年初三，正在天津指导防疫战的伯礼院士被中央疫情防控指导组急召飞赴武汉。初到武汉的几天，情况比张院士想象的严重得多。

他和中央疫情防控指导组的同志调查发现，发热门诊都是病人爆满，走廊里，输液的病人与排队挂号的人混在一起，很多人排了几个小时也看不上病。这种混乱状况，只会增加感染几率，加速病毒的传播，必须采取断然措施！

当晚，在中央疫情防控指导组召开的会议上，他提出，

★要马上分类分层管理、集中隔离，主要将发热的、留观的、密接的、疑似的“四类人”隔离开。

★征用一些学校、酒店进行隔离，普遍服用中药，“大水漫灌”达到早期干预的目的。

他认为，发热人群中，可能有的只是感冒，如果都往医院跑，跟真正的新冠肺炎患者混在一起，感染者只会越来越多，其实，也许几剂清热解毒的汤药就治好了。但是，发放汤剂需要大量人力投入，尚在混乱之中的患者也对中药将信将疑，他为此很痛心。

直到几天后，湖北省中医院治愈了几十位患者，人们才认识到中药的抗毒效果，开始普遍服用中药。转天，他督导送进去3000付中药煎煮液，而后又送进去1万付……至今已达40万袋中药了。

让确诊的患者都能住院，在一个多月前的武汉根本做不到。“一床难求”的严峻状态，令人忧心如焚。专家们提出，建设方舱医院，扩展床位，尽快实现应收尽收、应治尽治，第一步先把确诊病人收治起来，把轻症集中到方舱，让定点医院集中收治重症，并在所有方舱医院发放中药汤剂，对所有住院病人实施中西医结合治疗。

中西医结合抗击冠状病毒，是张院士力推的治疗方法。早在2003年抗击非典时，就已经验证了这个方法的有效性。在来武汉前，他和他的团队已经在天津海河医院运用此法，取得良好疗效。中央疫情防控指导组召他来武汉，也是希望他的团队为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发挥特殊作用。

在张院士等专家组成员的强力推动下，武汉的协和、同济、金银潭等医院的重症患者也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在西医呼吸、循环支持下，中医药在稳定血氧饱和度、控制肺炎进展、抑制炎症因子风暴及保护重要脏器功能等方面起到很好的辅助作用，有些重症患者转为轻症，或痊愈出院。

之后，武汉市各医院中医药的介入已经从当初的30%超过80%，在方舱医院，中医药的介入则超过90%。有谁知道，这个数字的背后，是张院士怎样的付出！他多次进入“红区”，望闻问切，甚至不顾学生的阻拦，冒着被感染的风险，亲自查看患者的舌相。白天指导会诊，晚上召集会议，研究治疗方案细化到某一个具体的病例。

面对当时严峻的疫情，张院士提出在西医没有特效药、没有疫苗的情况下，对集中隔离的疑似患者实行中医诊疗。他的建议被采纳，除了在轻症患者身上普遍使用中医中药之外，在武汉，中医也进入ICU，辅助西医参与重症救治。

3、联名请战，力主中医药进方舱

张伯礼院士和国家中医医疗救治专家组副组长刘清泉写了请战书，提出中医药进入方舱医院。

中央疫情防控指导组领导当场决策，立即在武汉市的体育场馆、会展中心等地建一批方舱医院。同时，从全国调集医疗队，接管方舱医院。江夏方舱医院由中医团队整建制接管，由张院士负责指导指挥。

2月12日，张院士率领209名中医“国家队”进驻江夏中医方舱医院，这也是武汉战疫中第一个中医方舱医院。

“在方舱医院26天运营中，共收治新冠肺炎轻症和普通型患者564人。按照一般情况，这些病人中有6%到10%要转成重症，也就是说，500个病人中10%进展成重症的话，就有50个要转成重症，但我们一个没有。”张院士的介绍，佐证了中医药对新冠肺炎治疗的作用。

截至休舱治愈出院392人，实现了“三个零”：病人零转重，零复阳，医护人员零感染。
　　

4月16日，张院士离开他苦战82天的武汉，临别之际表示，“跟武汉会常来常往”。7月23日至24日，老人如约重返武汉，短短两天内跑了三家医院，跟进新冠科研项目，在汉建立教学医院，为新冠肺炎康复患者看诊，桩桩件件都是为疫情的常态化防控布局谋篇。
　　

张院士坦言，中医药在武汉战疫中的表现，为祖国传统医学走向世界提供了契机。回到天津后，他接连进行了近50场海外视频连线，跟欧美一些大学也开展了联合科研。针对今冬明春有可能出现的第二波疫情，他也在提前做一些准备工作，对医务人员进行再培训，对中医治疗方案进行再优化。

4、“我与武汉'肝胆相照'”

从大年初三开始，他就一直坚守在江城，直到2月16日，他终于没有扛住高强度连续作战的疲惫，病倒在战场。中央疫情防控指导组领导强令他住院治疗。他本想保守治疗，因为“武汉保卫战”正到叫劲的时候，还有那么多人等待救治，但负责为他治疗的专家态度坚决：“您不能再拖了，必须手术！”2月18日，为张院士手术时发现，他的胆囊已经化脓、胆管结石嵌顿坏疽了……

张院士接受手术那天，照例要征求家属意见，他说：“不要告诉家人，我自己签字吧！”这是为了瞒着老伴，毕竟，这个时候在武汉病倒了，他怕老伴担惊受怕。

怕影响军心，张院士提出不要将他手术的消息对外界公布。麻醉过后，他醒来就让秘书给他读疫情通报，并打电话询问江夏方舱医院的情况，还经常要接听医护人员求教的电话。江夏方舱医院是目前唯一由中医接管的方舱医院，驻扎着来自天津、江苏、河南、湖南、陕西驰援武汉的中医医疗队。这是在他的提议下，紧急调集的“中医国家队”。

作为国家中医治疗领域的领军人物，他深感此行武汉的责任重大，因而，病倒了也不能懈怠。尽管中央疫情防控指导组的领导反复叮嘱他安心休养，但他的那份牵挂怎么也放不下。“仗正在打，我不能躺下。”张院士讲到这里有些哽咽。国务院领导点将让他征战武汉，专家组有多名院士，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召他们前来。他意识到此行不会轻松：“领导的信任化为不竭的力量，人民的需要就是使命。”

手术后，他以诗抒怀：“抗疫战犹酣，身恙保守难，肝胆相照真，割胆留决断。”他笑道：“肝胆相照，我这回把胆留这儿了。”风趣的话语，透着和蔼、豁达。如果不是右手腕上封着的静脉留置针，你很难想象，这位72岁的长者刚做过胆囊摘除手术。

5、上阵父子兵：谁能忘生死，为医则无畏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武汉保卫战”中，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院士临危受命、坚守江城，随后他的儿子张磊也增援武汉江夏方舱医院，父子俩并肩作战，医者仁心同频共振。

张院士在武汉时，儿子张磊也报名要求参加医疗队。张磊是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风湿免疫科副主任。2月21日，他带领第十二批天津支援湖北医疗队增援武汉江夏方舱医院。“我是党员，又是科领导，还有抗击非典、禽流感的经验。”张磊告诉记者，“父亲这么大年纪都来了，我哪能坐得住？”不过，出发的时候，张磊没告诉母亲。而那天，正是母亲的生日。

往常这一天，他们一家人都会团聚在一起，这一次，他却缺席了。张磊嘱咐妻子和妹妹帮他隐瞒：“就对咱妈说我要去滨海新区值班。”他兼任位于滨海新区的天津中医药大学第四附属医院执行院长。他想，能瞒一天是一天，“不能让老妈又多一份担心。”

没有人生而忘死，只是选择无畏。说起父亲的忘我，张磊心疼掉泪。在武汉这些天，父子俩至今未见上一面。“我打过电话，想去看他，哪怕能陪伴一天也算我尽份孝道，但被他拦住了。”张磊说。

张院士又何尝不想父子相见，但他还是劝阻了张磊：“我这里被照顾得很好。非常时期，你不用来看我，看好你的病人就行。”

到武汉后，张磊全身心投入救治工作。提取患者咽拭子样本，是“红区”中最危险的工作，极易被患者呛咳喷出的病毒感染。张磊总是自己动手，从不让学生去做。“我应该冲在前面，我们几个主任都是这样做的，我凭什么特殊?”他说，“如果医生都不敢上前，那病人岂不更绝望吗？”2月26日，首批23名患者从这里治愈出舱，张磊说：“那天，我睡了个好觉。”

作为父亲，张院士对儿子来到武汉当然有几分担心，毕竟新冠病毒太狡猾、太凶险了，但对儿子的表现，张院士很是宽慰：“张磊干了这么多年，经历过非典的考验，个人防护应该没问题，在业务上也可以独当一面了。”不过，张磊遇到一些病例仍会打电话向父亲求教。在抗疫战场上，这对父子虽然隔空对话，但两颗医者仁心却在同频共振。

6、顺境逆境，我从没有想过放弃从医

当被问到为何走上从医的道路，张院士面带微笑讲道，“家里人让学的，过去我们学医，出来以后就得从医”。轻描淡写的回答背后饱含对医疗事业的忠诚和坚守的决心。

上世纪60年代末，张院士来到天津大港的医疗队，当时医疗队缺医少药的问题十分严重，他看到中医用中草药也能治病救人，于是年轻的张院士对中医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我记得有一年冬天下大雪，一个年轻小伙子肠梗阻疼得要命，要送到40里地外才能手术。情急之下，一位老中医就给他开了一副中药，灌下去以后不到两个小时，这个病人就肚子疼得厉害，排很多大便，患者得救了。所以就觉得中医药还是很值得去学习，就跟着老中医学习。”

之后的张院士系统地学习了两年半中医，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年轻的张院士抓住这一难得的好时机，并在当年一举考取了天津中医学院。

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张院士作为研究生，在天津中医学院师从国医大师阮士怡教授，走上岐黄之道。他说，“我从来不吃补品，看好一个病人，对我来说产生的幸福感比补药还好，它就是促进我健康的强身剂，也是我继续坚持的动力”。

上世纪70年代，做研究生毕业论文选题时，阮士怡教授希望张院士能从中医药治疗心律紊乱或冠心病领域入手，这既是阮老的优势研究领域，也是张院士的专业方向。但当时张院士对舌诊着了迷，经过长时间的反复思考，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向阮老提出了这个想法。不出所料，阮老不同意他的意见，认为这个方向与他的专业不符，有违规之嫌。另外，舌诊没有先例，风险太大，有可能不成功，毕不了业，希望他慎重考虑。

经过痛苦思索和艰难抉择，多次与阮老沟通，最后，阮老严肃地对张院士说：“我并不同意你这个选题，但我尊重你的选择。只是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怕不能给你更多帮助。但一旦定下来，你就要认真做下去，有困难我帮你，有问题我们商量。”几句话，让张院士激动不已，阮老的包容、真诚、大度让他一生难忘，也让他受益终生。

课题涉及方方面面，工作量大，经费少，要做实验，还要协调关系。张院士常向阮老汇报，寻求指导。他回忆说：“没有导师的支持，课题是不可能完成的。记得部分患者要做眼底摄影，当时只有眼科医院开展了这项工作，但需散瞳，病人不愿意做。阮老动员病人配合，又电话联系眼科医院的领导给予收费照顾。论文完稿时导师很开心，他说，这篇论文非常好，我看都够博士水平。”

古稀之年的张伯礼院士尽管身兼数职，但他始终坚持每周出诊，几十年如一日，从不间辍。或许，这是“从心”最有力量的诠释。“我觉得作为一名医生，只要身体允许，就应该坚持看病。”就如张院士所期望的，“张大夫，张老师，我希望人们一直这么称呼我”。

在谈到从医数十年、历经苦难是否想过放弃，张院士说，“开始从医并不一定是享受，学了这个专业就得干这个活。那时候出诊就是骑个自行车，背着个大诊包，没有白天黑夜，什么样的病人都得看。要抢救的，要手术的等等。而且医疗条件非常差。但后来我感到医生是很神圣的，能治病救命，是高尚的。所以我从来没想过半截脱岗，从来没有，顺境逆境都如此。”

“国有危难时，医生即战士。宁负自己，不负人民！”张院士抗击非典时的誓言至今依然不改。年逾古稀，依然逆行出征；突发疾病，坚持奋斗在一线；参与中医方舱医院组建；多次受邀与海外视频连线，为全球抗疫提供中国“药方”……正是因为有张院士这样的苍生大医，在疫情肆虐时坚守一线，不畏生死，才得以继续护佑着我们的康宁。